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，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，因为不可能有祖祖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，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体的设想，但是，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。对于外面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，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，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，农民是瞎子和聋子，相对于行动能力和条件，农民缺胳膊少腿，相对于发言权，农民是哑巴。
土改后的农民，自己做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，强制性的统购统销，就开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漩涡，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盘剥，落入“九地”之下。然后，为了消弭这种类似苏俄十月革命期间“余粮征集制”的印象，合作化运动提早推行，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，90%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，然后又过了一夜则进了“全部社会主义性质”的高级社，然后小社并大社，不仅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，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调，然后上调。
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，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，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，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“群众运动”，事情则走到了反面。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，有需要生产合作的农户，也有不需要的，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，但无论如何合作，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，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以接受的。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“高潮”，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高潮，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高潮。然而，农村的“生产力暴动”，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