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传播是文化得以影响社会的途径。民国时期的文化传播业已相当发达。同晚清时期相比，新式传播工具如新闻报刊、出版社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电影等，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，都有了十分巨大的进步，有些功能极强的文化传播手段如广播电台等，晚清时期尚未出现于中国，此期也已达到相当水平，因而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可同日而语。借助于这种发达的传播工具，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文化，均可以在社会上加以传播，产生一定影响。
与此同时，民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也较清末时更加壮大，分工更为明确细致，成分更为复杂。一方面，此期清末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大多结业，留学国外者也纷纷回国，而日益成熟的现代教育体制，又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着这些人才。加上社会文化传播业的发展又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，他们可以不再以“学而优则仕”作为自己的主要选择，而是更多地走向社会，进入教育、新闻、出版、科技、法律甚至实业领域，成为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，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。据有的学者统计，民国时期，全国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少于300万人[24]，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创造文化、变革社会的能动力量。这群新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成分也较清末时复杂得多，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：一类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；一类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；一类是依附于军阀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但无论是哪类知识分子或文化人，他们都十分活跃，不仅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学会组织或专业研究会，如中国科学社、中国化学会、中国新闻研究会等，以推进学术文化的研究和应用，而且成立了带有各种政治和文化理想的社会文化组织，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、中国佛化新青年运动协会、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，借以宣传自己的主张，发起社会文化运动，以影响社会和变革政治。五四以后，甚至还出现了大批走向民间、走向工农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，他们深入到社会底层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或动员，从而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变革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。